头盔是我姐夫在我进马洛马矿的时候给我的，那时它就已经不是新的了，里面浸着别人的汗，还有矿灯磨了多年留下的黄色印子。我戴上了它，从那天起，十一年里，这顶头盔是我每天早晨摸到的第一样东西，也是每天晚上放下的最后一样东西。我总是把它挂在门后同一颗钉子上，我妻子知道，头盔在钉子上，我就在家里；不在，我就在井下。

七月十三日，我们所有人都把头盔放下了，不是放在钉子上，而是放在矿场大门前的路上，排成一排，一顶挨着一顶，像摆放死者的遗物那样。可是没有人死，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坐在地上，坐在自己的头盔旁边，因为工资袋两年来还是同一只袋子，他们说今年百分之五、明年百分之四，我们数着面包，面包装不进那百分之五里。

十天里我们待在外面。在我们那儿，七月的外面很冷，是冬天。我们点燃轮胎，围着火站着，西波用桶提来茶，一只手传给另一只手。没有人下井，煤在山丘的肚子里一动不动，十一年来头一回，把它挖出来的不是我们。这让我害怕，也让我痛快，两样同时。

后来，法院的纸来了。

纸上说罢工是非法的。纸不喊叫，纸是打字机打出来的，盖着章，说我们必须回去上工，必须停止阻塞入口。阻塞入口，就是我们带着头盔坐在地上。法律给坐在地上的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阻塞。这个词我从前不认识，现在认识了。

班长拿着那张纸走出来，给我们念了那一段：不回去的人，不再受保护。不受保护的意思是，他们可以把你打发走，没有人会说什么，因为法院的纸站在他们那边。他念的时候不看我们，他念那张纸，好像纸比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还要强大。也许真是这样。

那天夜里在家，我妻子没有说回去，也没有说继续留在外面。她把盘子放在桌上，盘子里的东西比从前少了。那个少就是回答，又不是回答，只是一只盘子。孩子们吃了饭，有一个问我明天下不下井，我说，睡吧。

二十四日早晨，天还黑着，我比别人先到了大门口。头盔还在路上，淋了十天的雨，结了十天的霜。我的那顶，我认得出矿灯的黄印子，认得出我用铁丝修过的带子。我弯下腰，把它拿在手里，它有湿东西的分量，比平时沉。我就那样站着，手里是头盔，面前是大门，大门后面是装满煤的山丘。那煤，只在我们把它挖出来的时候才是我们的，除此之外没有一种方式属于我们。

我听见身后别人来了，砾石上的脚步声，稀稀落落的脚步，不是全部，再也不会是全部了。每一个脚步都停在自己头盔所在的地方，没有人说话，只有带子的声音、铁丝的声音，和一双双手从地上捡起某样东西的声音。十天前，他们为了不背叛任何人，把它放在了那里。

我把头盔在手里拿了很久。夜里的水从带子流到我的手腕上，又冷冷地流进袖子里。我感觉它流到了胳膊肘，我没有动。我想起我妻子，她凭钉子上的头盔就知道我是活着还是在井下；我想，如今钉子不再是那个意思了，如今钉子是另一个意思，而那个意思我还没有学会。

现在时间过去了，晚上头盔又挂在钉子上。工资袋是他们想要的那只，先是五，然后是四。面包还是从前那些面包。孩子们长了十天，又长了后来所有的日子。我每天早晨从钉子上取下头盔，戴上，下井。那个问题我带着下井，带进黑暗里，在那里它毫无用处：那一天在大门口，冷水顺着袖子往下流的时候，我把它重新戴上，是因为别无选择，还是我只是重新戴上了它，事后才对自己说，我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