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八岁，有一只黑白花斑的山羊，名叫西拉，家门口的台阶上有一本蓝色封皮的学校笔记本，我的祖母正站在院子中间，肩上扛着一个包袱，河的那一边传来枪声。

我的祖母对我说过：「阿米娜塔，拿一样东西，我们走。」

一样，她说。一样，不是两样。我看了看西拉，又看了看本子，又看了看西拉，又看了看本子，祖母不说话。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子中间，右手拿着包袱，左手拿着拐杖，凉鞋上已经满是尘土，因为她已经穿过院子两次，第一次是为了打那个包袱，第二次是为了锁上屋后通往鸡舍的那扇门。鸡已经不在了：前一天她把鸡送给了我父亲姑姑的表妹，那表妹住得更南边，因为——祖母说——走的人不带鸡，只带嘴。

西拉拴在木桩上。每天早晨是我给她系颈，用我父亲两年前在屋前番石榴树下教我的那种结。那是在他去巴马科的工地干活之前。那是一个双圈结，我父亲告诉我，秘诀是要拴又不要拴紧，因为羊必须站着不动，但又必须能呼吸。西拉很乖。她认识我。她像每天早晨一样睁大两只眼睛看着我，等着喝奶。

笔记本就在台阶上。我母亲是在动身去巴马科的那个晚上把它留下的，比我父亲早了六个月。她把笔记本放在那里，对我说：「阿米娜塔，每天读一句，你就会成为一个女人。」她在第一页上，用她那圆圆的字写下了——我喜欢、想模仿、却始终学不来的那种字——她用蓝墨水写下：*阿米娜塔，每天读一句，你就会成为一个女人*。下面她用同样的圆圆字体，抄了马萨·马坎·迪亚巴特的十二行诗。那十二行我都背得出。我可以不带笔记本而走，照样有那些诗。但笔记本上有那笔字迹，那字迹不在诗里：那字迹是我母亲的，而那天早上我母亲不在巴马科，我母亲在院子里，在我的耳边。

我向西拉走了两步。西拉向我走了一步，因为绳子被拉动的力气传到了她那里。我向笔记本走了两步。笔记本一动不动。我又向西拉走了两步。祖母说：「阿米娜塔。」她说得很轻。只说了一次。

我打开了笔记本。

我打开了第一页，那里有母亲圆圆的字，我大声念——比在学校里念得更响，比平时念得更响——我念出了第一行：*我把自己交给了河，河把我带走了*。西拉一只耳朵也没动。祖母闭上了眼。河那边的枪声更近了，但那不是距离的问题，那是时间的问题。我念出了第二行：*我把自己交给了土，土把我折断了*。祖母睁开了眼。

我合上了笔记本。我把它夹在左腋下。我走到木桩边。我用父亲教我的那个手势解开了双圈结。绳子留在我手里。西拉走了一步。祖母说：「阿米娜塔，没事。」她说得像是她自己也不相信，事实上她确实不信。

我们从门里出去，向西边走，因为东边是枪声，南边是表妹的鸡。祖母走在前面，背着包袱，我跟在她后面，右手牵着西拉的绳，左腋下夹着笔记本。西拉在第一条小水沟绊了一下。她看着我。她走得慢了下来。我也走得慢了下来。祖母转身，停下来等我们。

我们就这样往前走，由这头羊作主。我整个上午都走，西拉在右边，笔记本在左边。我们又这样走了两天。西拉早晚都给我们奶。笔记本给了我第一页，我在睡前读。祖母看着我读，什么也不说。

西拉两年后死在巴马科，死于一种连兽医也叫不上名字的病。笔记本现在还放在桌上，就在我眼前，我正写下这些。圆圆的字是蓝色的，仍然是蓝色的。*阿米娜塔，每天读一句，你就会成为一个女人*。我母亲再没给我写过什么。我祖母去年冬天在睡梦里去世。河那边的枪声从来没有停过：只是，它们移到了另一条河的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