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和星期三和星期五我坐五点二十的班车，在桥头下车，通行证提前两百米就攥在手心里，不放在包里，因为放在包里得翻找，而在队伍前面什么都不能找，我把它正面朝上，拇指按在那个自己磨出来的角上，总是同一个地方。

转闸一分钟响三下，我不看也听得见。

从响声我就知道前面是个提着袋子的女人还是个背着包的男人，也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然后我就过去了，那边是拉雷多，有我打扫的三户人家，其中一户把钱压在糖罐底下，不递到我手里，四点半我拎着空包回来，耳环装在口袋里，因为干活的时候我把它们摘下来，回程的车上再戴上，顺序总是弄反。

十年就这样。

后来有了那个房间，我就这么叫它，那个房间，他呢，我叫他那个住在那边的孩子，不是我不记得他的名字，是换个说法，这件事就还是我自己家里的事，这样对我正好。

那个住在那边的孩子是四月十六日来的，只有一件汗衫，鞋帮从侧面裂开了，那个房间是我儿子的房间，我儿子在蒙特雷，不回来了，屋里有那张会响的钢丝折叠床，我在上面铺了小褥子和一条毯子，他六点半出门找活，晚上八点回来，在院子里用桶洗脚，有什么吃什么，碗他每次都自己洗，我跟他说过一个月八百比索，六月他给了我三百，之后就没有了，我也没再问过。

四个半月。

星期天他们说他可以回去了，是隔壁那家的女人前一天晚上来告诉我的，站在门口，没进屋。他的律师把医院的材料和大家的证词还有科罗拉多的出生证明都寄了过去，政府说行，可是告那个部门的官司照样往下走，这是后来她在坡道上跟我说的，文件夹还夹在腋下没打开。

我只是去给他送那个他落在门后的包，因为别人的东西在我家里是不留的。

上午十一点的口岸，栏杆是烫的。我是从手心那一面认识它们的，胯骨那么高的地方绿漆已经没有了，被人的腰身蹭掉了。人一个个过去，栏杆一格格转，身体照着那个节奏一个一个进去，我站在外面，不在里面，站在那个转闸前面而不用进去，十年里我一次都没有过。

我跟他说那边有阴凉，别光着头站在太阳底下，雨棚的影子能撑到中午，之后影子就挪到街对面去了，一个人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而他的包还在你手里，你说的就是这些话。

他没有动。

“在的只有你一个。”

我跟他说班车十一点半过。

后来他把包塞到我手里。

是那个布的、拉链合不上的包，里面有两件汗衫和手机充电器，还有装着那边发给他的文件的塑料夹，他张开两只手往后退了一步，没有再接回去，也没有再看它一眼。

“你去说。你不说，我就没来过。”

雨棚的影子在离我鞋子一巴掌的地方就断了。我用两根指头拎着包，胳膊伸在太阳底下，他站在前面一步，不让开，提手已经烫了，因为是那种编的塑料。

后来我走出去了。

四步。第一步把我的头送进太阳里，第二步是肩膀，第三步包不再只往一边坠，第四步我就到坡道上了。

转闸我听不见了。有两百米，上坡上有大卡车，那声响传不到那里，十年里那一下响声一直是我自己的东西，是我在队伍里的那一次，而在那里，那个声音第一次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律师从文件夹上抬起头，我只跟她说了一句话。

“格雷罗街一千二百零四号，新拉雷多。从四月十六日起。”

别的我没有再添。我没说多少钱，也没说为什么，也没说他是个好孩子，因为那个我什么都不知道。

律师打开文件夹，问我叫什么。

我小声说了。

后来玻璃那边的人说话了，声音从圆孔里大声出来，因为那一边有电脑，号码和日期他得打准，他是拆开来问的，一次一样。

“格雷罗街一千二百零四号？”

我说是。

“四月十六日？”

我又说了一次是，别的没有。没有风，雨棚下面什么都听得见。

转闸那边的年轻人抬起了头。

他放我过去十年了。星期一和星期三和星期五，通行证在手心里，拇指按在磨掉的那个角上，他从来没问过我什么。现在他知道我住在哪条街，也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还住着另一个人。我叫什么，不知道。

我回到雨棚下面。

长椅是铁的，整个上午都晒着太阳，那些长椅我从来没坐过，阴凉里也没有，冬天也没有。我坐下了。我把手平放在上面，就放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