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是在星期天午饭之后,在厨房里,椅子从桌边拉开,转向那扇朝着圣马丁中庭的窗户;用的是他父亲留下的那把理发剪,希梅娜学会了像握一件工具那样握住它,而不是像握一把普通的剪刀,也就是无名指伸进大的那个环,小指搁在指托上,因为这样刀刃落下时不会割到使用者的手腕。
他,十六年来,不用谁开口,两点一刻就坐下,毛巾已经搭在肩上;他学会了凭声音辨认每一道工序,耳朵上方那两下短的,接着是她挪动梳子的那段停顿,接着是后颈上那一长串,他喜欢的就是那一长串;长的那一串迟迟不来时,他就问是不是刀刃出了什么毛病。
传票是星期三到的。装在一只绿色的塑料文件夹里,从律师事务所来,贴着一张黄色的标签,标签上手写着一个日期。希梅娜把它对折了放在围裙口袋里;口袋很低,在胯骨那个高度,所以她每次绕着椅子挪动,那张纸都会发出只有她听得见的声响。
前一天晚上,在走廊里,母亲抓住她的手腕,在整个说话的时间里一直攥着没松,那并不长,大概一分钟,母亲说的是希梅娜早就知道的事,也就是去年,另一份通知来的时候,那份后来什么用也没有的通知来的时候,他在科莫多罗皮伊的走廊里从早上八点站到傍晚六点,是站着,不是坐着,因为他说坐下就会睡着,他不愿意让人看见他睡着的样子,到了晚上他回来时嘴向左边歪了,花了两个月和一位比森特洛佩斯的神经科医生,才差不多回到原来的位置;母亲还说了另一件事,那件更疼的,也就是「那天你不在」。
(事情发生的时候母亲四岁。关于姑母阿玛莉亚,她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记忆,只有别人的记忆,讲过太多遍,像是自己的了,家里只有一张照片,是办证件用的那一种,放大得很糟,照片上阿玛莉亚脖子很长,眼睛半闭着,因为闪光灯正好拍在她眨眼的中间。照片下面,有人用铅笔写了一个早已不存在的电话号码。)
母亲说的是真的,在事实上希梅娜没有什么可以反驳:判决下令开庭,但没有定下日期;从命令到日期,可以过去好几个月;年头已经过去了五十年,最后这一年是带着歪嘴过的。没有办法说母亲错了。
可是有收音机。
收音机在隔壁那间屋里,七点开始播新闻,母亲总是在新闻开始的时候把音量调大,不是为了听得更清楚,而是为了用前面的音乐把新闻盖住;这就是说,希梅娜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许两首。
她看了看那后颈:做了一半。
于是希梅娜做了前一天晚上被禁止做的事,而且是用最糟的方式,也就是没有像她整整一个星期所设想的那样绕着话题打转,没有从法院说起,从各个庭说起,从各个审判厅的名字说起,也没有用母亲向年老的亲戚宣告坏消息时惯用的那种句子开头,那些句子总是以「我想跟你说一下,没什么大事」开头,而是把剪刀放在了桌上,张开着,刀刃朝向窗户;刀刃落在胶合板面上的那一声,是厨房里在一次呼吸的时间内唯一的声响;在那声响里他比在言语之前就明白了,因为星期天的理发从不中断,因为十六年里她从没有中断过,暴雨那次没有,医院为二楼那位邻居打来电话的那次也没有。
「他们下令开庭了,」她说。
他没有动。手还放在膝盖上,在毛巾上面,像她一开始替他摆好的那样。
「哪个庭由法官定。日期还没有。」
这时希梅娜察觉到一件她没有预料到的事,也就是最难的并不是把话说出口,而是说完以后的那一段,当沉默变成一个两个人必须一起待着的地方;或者说,并不是沉默,因为隔壁屋里收音机还在响,已经是第三首歌了,而是她那句话的结尾与他将要说的任何一句话的开头之间的那个空当,一个越拉越长的空当,一个她没有任何权利去填补的空当。
他站了起来。慢慢站起来,一只手撑在桌沿上,像他夜里去卫生间时那样,他把毛巾从肩上取下来,没有扔到椅子上,而是对折,再对折,放在桌上剪刀旁边,而她只做完了一侧的后颈,右耳上面的头发还长着,左耳上面的已经短了,他没有走向走廊里的镜子,而每次结束时他总是走向那面镜子的,他走向了门后的衣架,那里挂着他去米特雷街报亭时穿的灰大衣,十一月也穿,二十八度也穿。
从隔壁屋里,母亲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小了。
希梅娜仍坐在椅子边上,手里还拿着另一条毛巾,干净的那条,她没有用上。地板上,椅子周围,有一个白头发的半圆,而那个半圆只在一侧是合拢的。
事实:联邦刑事上诉法院第四庭撤销对一项人身保护令申请的驳回,并责令原审法官紧急开庭:寻找的是安娜·玛丽亚·巴拉瓦列和胡利奥·塞萨尔·加利齐,自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起失踪,以及在拘押中出生的孩子。(Infobae,02026年11月12日。)
世界:在西西里的卡斯泰尔达恰,法官就五名工人死于一处污水池一案将五名被告交付审判,第六人以四年认罪(ANSA)。在西班牙,十二万六千名肉类行业工人为反对全国合同停工五天,并在吉索纳设立纠察线(Segre)。在代尔拜拉赫,一道沙堤在雨中塌陷,在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里造成三名儿童和一名妇女死亡(The National)。
变体:5。
Filigrana · Pneum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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